南模校史
南模旧闻(李雄豪)
发布时间:2019-03-04 17:20:38   发布人:南洋模范管理员  信息来源:暂无  点击次数:1602

南洋附小时期(1901—1927)

 盛宣怀奏请办学

1840年,中国人的大刀长矛第一次与英国人的洋枪洋炮较量,洋枪洋炮的火药引发了中国亘古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两块巨石的碰撞,必定会产生灿烂的火花。中国的开明官僚士绅开始将眼光移向西方,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清朝政府开始办洋务,造炮舰,派遣幼童出洋留学,设立格物致知的新式学堂。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大理寺正卿盛宣怀上奏朝廷,由他督办的招商局、电报局盈余项下每年拨白银10万两,在上海举办南洋公学,造就洋务人才,以求富国强民。盛宣怀的奏请,得到光绪的允准,并被委派为南洋公学督办。于是,盛宣怀当即派员在徐家汇北部(今华山路以西地块)选择校址,着手购地造房,筹划设立“四院”;一为师范院;二为外院(后称下院),即附属小学;三为中院,即二等学堂(相当于中学);四为上院,即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春,公学的校舍尚未建成,为着手培养上院和中院的教师,决定租赁民房,先开办师范院。据37日《申报》的消息,南洋公学师范生第一次入学考试,报名者70名,实到应考者65名,考试地点借六马路格致书院。由盛宣怀亲自监考,经过严格考试,分4次录取30名为师范生,给予“白据”,准予试业2个月后确定去留和层格。为仿照日本师范学校设有附属小学,作为教学实习基地,又可为中院的生源作准备。同年秋天,公学开设外院,招收818岁的学生,分大、中、小三个班,每班又分正、次两部分。学生全部寄宿学堂,在大班学习一年后,合格者可升入中院。外院的师资主要由师范生轮流任教。1898年春,又开设中院。经过两年半的试行,外院招收的学生逐次递升中院,公学就此决定停办外院。

南洋公学外院,有人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创办最早的一所公立小学校,也有人认为它是南洋附小的前身,南洋模范中学的创办日可以从1897年外院的创办日算起。但可惜的是外院在当时仅仅作为师范院的教学实习基地,两年以后外院就停办了,它与以后的南洋附小并没有连贯性;所以,后来南洋模范中学的老校长、新领导和校友会共同确定1901 年南洋附小的创立为南洋模范中学的创始,不将南洋公学外院的2年列入校史。 

附盛宣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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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梅生议立模范

早在1898年南洋公学创办外院时期,时任南洋公学总理何梅生先生主持制定了《南洋公学高等小学章程》。在《章程》的“立学总义”里提出了办学目标是:“矫近代教育偏重文字之弊,设普通完备学科,使学者得受之知识为主义。”并且确定“小学堂为南洋公学中学堂之预科,故定为高等小学堂”,“小学堂学生分设三学级……三年毕业考试及格者,升入中学堂”。

公学的外院停办以后,由于当时上海新式小学堂很少,南洋公学的中院又感到生源匮乏,影响公学的质量,于是又提出重新设立附属小学,可以改称为“下院”,招收高小学生。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何梅生先生正式提出建议:“在本校创办高等小学一所,以立模范。并于苏省南北分设同等之小学八所将以开通内地之风气,而并为他省之先导。”何梅生先生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他高瞻远瞩地建议公学创办一所高等小学,作为“模范”,然后在江苏省的苏南苏北,设立八所同等的小学,以此开通内地的风气,并且成为全国各省的先导。何先生提出的附小要“作为模范”,既赋予南洋附小办学的目标和传统精神,也成为1927年学校更名为“南洋模范”的传统因素。

何先生的这一建议,先召集师范生议论,后经过公学商议,决定立即筹办附属高等小学。何梅生先生并呈文盛宣怀,将师范生分为蓝、绿、黄、紫、红五个层格,对所有取得试业“白据”的师范生重新考核。按照公学规定,师范生中执红格凭据者,准予充当教习。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定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21日,正式开学。

令人遗憾的是,1901年春,何梅生先生在南洋公学任内,在办公室为两江总督草拟有关新政计划,刚写完草稿,放下笔,就突然去世。何先生可谓一生为中国近代教育革新而尽心尽力的教育先行者。

附何梅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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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懋治筚路蓝缕

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下院)的第一任堂长陈懋治(诵平),于1897年与沈叔逵、林康侯等一起考入南洋公学师范院。按照师范院的规定,陈懋治通过考核,得到红格凭据,并担任学长。1900年陈懋治因“志趣尤异,学识兼懋”获得“超拔”,被任命为附小堂长,奉命筹办小学,规划一切。从1901(辛丑年)至1903(癸卯年),任职三年,筚路蓝缕,开创南洋附小。查阅南洋公学的校史资料,发现下院的第一任堂长曾是吴敬恒(稚晖),但此人只做了二、三天的堂长就辞职了,在下院一无作为,以后热衷于政治,故在此就不作细述了。

附小初办时,当时公学决定将上中院南面20余亩的一片空地划拨小学,作建筑校舍之用。但其时正逢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出逃太原、西安的时候。清政府忙于同列强谈判,政局动乱,办学经费无着,建筑校舍一时未能动工,所以就借用中院多余的房舍先行开办。当时以中院的化学试验室为教室,在中院的学生膳堂用膳,以西大卧室为卧室。第二年迁入上院,借用物理试验室3间作为教室,学生卧室也迁往上院二层楼递西的卧室。第一年招收学生72人,分为甲、乙两个班级。学生除了每年要缴纳膳费24元以外,学费、住宿费一律免费,整个附小并无经济来源。附小教员6人,本是师范生,原有津贴每月20元,可以从公学领取,因此不须另行开支。直至1907年,公学上中院总帐房才每月补助附小日常经费银500两。1912年(民国元年),附小向学生收取学费每年6元,第二年增至10元。

附小办学经费困难,教员们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在陈先生的主持下,办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据当年的学生回忆,每天早晨6点钟,大钟发第一声时,全体学生在上院前面的大路上集合,沈叔逵先生发出“立正”口令,开始早操。不论寒暑,做操时不准戴手套,纪律严明,训练有序。教员们并且自编教材,教 学有方。1903年,附小第一期毕业生共15名。从此薪火相传,跻身江南名校之列。

 

 林康侯筹划南院

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第二任堂长是林祖溍(康侯),自1904(甲辰年)至1911(辛亥年),任职八年,多方筹划,建造小学校舍。附小初创时,借用中院教室上课。1905年,公学的监督杨士琦先生考察小学办学成绩卓著,甚为嘉许,于是同意拨白银2万两,命当时的小学堂长林康侯主持,在原定地点兴筑校舍。510日校舍开工兴建,不料过了五天,公学庶务长来小学宣布,小学将归上海商学公会接办,校舍应该另找地点建造,只得立即停工。同年秋,经商部唐蔚芝先生电告杨士琦监督,小学仍留在公学校内,于是重新兴工。在建造校舍的过程中,时作时辍,林堂长费尽周折,终于在次年冬陆续竣工。

1907年元月,小学迁入新校舍,称之为“南院”。新建的南院有南北两排2层楼房,南楼有5大间,北楼有7大间,南北楼之间相距20米,在东端用桥式有顶的长廊连接南楼和北楼。在距离北楼西端7米多的地方,又建造小楼5间,平屋1大间,用桥式无顶的阔廊与北楼连接。这样,全舍上下两层都可以通行。当时南楼的2层作为教室,底层为客厅和办公室。北楼的2层作为学生卧室,,底层为教职员卧室和账房、膳厅。小楼的2层为校工卧室,底层为盥洗室、浴室和茶水房;平房则为厨房。校舍的东面和南面有大小两片空地,作为学生活动的操场。至此,精心构建的南院初具规模。

19079月,唐文治担任南洋公学校长,附小师生举行游艺会欢迎唐校长。唐校长综核附小的办学成绩,优加奖励,特别拨出专款,为小学添建礼堂。于是,在1908年春,在南楼的西南隅建造礼堂,天雨兼作操场。1911年,小学又建造大门和门房2间,南院自此完成了校舍的构建。从南洋公学保留的经费账目来看,用于购买地皮、建筑校舍耗银近20万两。购买仪器设备、化学试验用品、图书等耗银1万余两。经过将近10年的苦心经营,附小终于建成为一所颇有规模的新式小学堂。

 

 沈庆鸿游学东洋

走进南洋附小主事办公室,墙上的一副对联赫然入目:

唯天生才皆有用

他人爱子亦如余

这是沈庆鸿先生亲自题写的,沈先生要求自己和教师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学生,而且要普遍的爱护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成材。这副对联体现了他当年的教育思想。

沈庆鸿先生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于上海,父亲在上海经商,他自幼随母亲住在青浦。后来父亲去湖南做官,他就随母亲去湖南长沙等地。189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名列第二。当年由于大哥不幸病故,他接替大哥去上海一家官宦人家办的私塾执教,从此自食其力。在上海,他开始接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维新思想。1891年,他到江宁参加乡试落第,这使他走向仕途的幻想彻底破灭,但准备参加乡试也为他打下了国学基础。在私塾执教时,他还到英国人举办的格致书院,听院长讲授数学。受此影响,他开始萌发研究西学的思想。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这使他对清王朝彻底绝望。1895年,经人推荐,他到上海约翰书院教授国文。在教书之余,他向外国牧师学习英文,同时师从昆曲名家学习昆曲。1897年,他听说洋务派在上海举办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为宗旨的南洋公学,就毅然放弃约翰书院教席优厚的待遇,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主修数学,兼修英语、物理、中文等课程。同年秋,担任师范院附属的外院(小学)教师。1902年,沈先生东游日本,自费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3年回国以后,仍然回南洋附小任教。自1912(壬子年)起,沈庆鸿担任附小主事(清朝时期称“堂长”,民国以后称“主事” ),直至1927年南洋附小时期结束。曾经是南洋附小学生的邹韬奋先生说:“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在附小多位堂长主事中间,沈庆鸿可谓任期最长、贡献最大、开风气之先的一位。

附沈庆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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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工乐歌第一人

沈庆鸿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从日本学校的音乐教育中受到启发,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留学生中间发起成立“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创作,同时开始创作新歌(“心工”是先生作歌时的笔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李叔同说沈心工是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确实是十分恰当的。沈心工早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创作了他的著名歌曲《体操——兵操》(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歌词是这样的: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这首歌后来普遍流传在中国儿童中间。沈先生自此一发而不可收,1903年,在南洋附小开设音乐课,自制歌曲,教学生唱歌,为中国学校音乐课之先河。上海的务本女塾(市二中学前身)、南洋中学、龙门师范(上海中学前身)等学校纷纷聘请沈先生兼教唱歌课。许多中小学教师受教于沈先生,然后转教他的学生,一时蔚为风气。后来沈先生亲自审定歌曲82首,编为《心工唱歌集》,成为江浙一带中小学普遍选用的教材。音乐美学大家李叔同(弘一法师)、近代著名作曲家黄自都曾经受业于沈先生。1948年黄炎培先生著《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传》,在《大公报》发表。黄炎培先生称赞沈先生“待学生和自家子弟一样,在职一天,没有一天离开过学生群,计算先生在一个教育机关里,前后服务了三十年,而绝大部分目力和精力,都尽瘁在以乐歌为中心的教育上,从没有移动过一步,而他的思想是前进的。”又说,《心工唱歌集》“全部歌词的精神是美的、天真的、生动的、沉着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博爱、是自由、是平等。先生三十年中教学生尽量发挥他们的思想和才能,而引导到一条理想的光明大道上。” 

随着校园乐歌的兴起,上海各学校开始相继创作各自的校歌,形成了独特的校歌文化。1927年南洋模范中小学建校后,沈庆鸿先生亲自为之作校歌《醒狮歌》:

旧南洋,新南洋,说新旧,感沧桑;

旧历史,念七年,新纪录,日方长。

有许多家庭信仰,得一般社会帮忙,

全校精神个个向上,何等蓬勃气象;

老根基昔年师范,新规模近代南洋,

锦绣醒狮古校旗,永久招展有荣光。

沈先生在30年中,共创作乐歌180余首。他的乐歌多数采用外国歌曲的曲谱,少数采用中国传统民歌填词而成,也有一些是由他自己作词谱曲的。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03年南洋附小开设唱歌课,“是我国小学最早有唱歌课的一年”。

附《心工唱歌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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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洋模范的醒狮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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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师人格育后生

南洋附小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重金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堪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当时附小特别重视国文教学,所以几位国文教师深受学生欢迎,给学生深远的影响。附小第十届毕业生邹韬奋先生在《经历》一书中这样回忆:“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提供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尤其受他的熏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我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难,他都能给我以满意的解释。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字一句不明了;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此外令我倾倒的是他的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于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任何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撤烂污,却是由于认真而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热度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当年与沈永癯先生一起任教的国文老师吴采人先生、朱叔学先生,算术老师刘叔安先生,英文老师黄添福先生、徐守伍先生,唱歌老师沈叔逵先生和体操老师沈同一先生等都是几十年以后还受学生称赞的知名教师。

 

 洋操洋文创新学

用英语喊体操口令

用毛笔横行书写英语字母

第一个自编教科书

第一个开设唱歌课……

清政府扼杀戊戌维新变法以后,开始实行所谓“新政”,出台了几项“重教兴革”的措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确定高等、中等、小学、蒙学学堂系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订立各级学堂的设置、管理和教授方法,与壬寅学制合称为壬癸学制,成为清末法定的新学制。

1898年《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的课程设置为:

第一年

读经(孝经)、修身、国文、笔算、珠算、历史、地理、理科(自然现象)、习字(大楷)、图画(毛笔画)、体操(柔软体操)、乐歌。计每星期三十六点钟(每日体操一点钟在外)。

第二年

读经(四书)修身、国文、笔算、珠算、历史、地理、理科(生理)、习字(大楷、小楷)、图画(毛笔画、铅笔画)、体操(柔软体操)、乐歌、手工。计每星期三十六点钟(每日体操一点钟在外)。

第三年

读经(四书、左传)、修身、国文、算术、商业簿记、历史、地理、理科(简易理化)、习字(大楷、小楷、行书)、图画(毛笔画、铅笔画、粉笔画、几何、设色)、体操(兵式体操)、乐歌、英文、手工。计每星期三十六点钟(每日体操一点钟在外)

南洋附小初办时,继承了外院时期的课程,开设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画、体操八门学科。当时体操口令习用英语,俗称“洋操”。小学生虽然还没有学习英语,倒也能够应口令进行,动作整齐划一。

1903年,林康侯和沈叔逵二位从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对开设的各个学科稍加改善,体操口令改用国语,并增加唱歌课。1905年春,又在甲班学生中增加英文课,当时学生的书写工具还是毛笔,所以教师教学生用毛笔学习横行书写英文字母。1911年,又加设手工课,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912年,又加设拳术供学生选学,愿意选学的学生可将拳术与体操合为一科。在陈懋治、沈叔逵先生的主持下,南洋附小的教师编写了国文、算术、地理等学科的教材,供学生使用。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南洋附小在课程、教材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自编蒙学教稚子

在重教兴革的潮流中,南洋附小堪为走在前面的领头人。南洋附小在近代中国第一个自编教科书。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编印《蒙学课本》,内容专取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使儿童由已知而达未知。由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合编。本年还先后出版《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中国自编中小学教科书自此始。

南洋附小自编的教科书,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将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出先进的办学观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请看《蒙学课本》二编、三编的几篇课文:

二编  课一  母鸡护雏

                  

某儿出游。见雏鸡独行。狸猝至。欲攫之。雏惊叫。母鸡闻声驰至。以喙啄狸。狸乃去。旁有老者。告儿曰。鸡之护其雏。犹母之护其子也。

  雏鸡因何遇险   母护其子子当何如

    课二  鹊噪

        先知

某儿晨起。闻鹊噪声。问曰、俗谓鹊噪报喜。信之有乎。父曰、吉凶之事。人尚不能先知。况鸟乎。

  何谓吉凶   吉凶之事能先知乎   俗谓老鸦叫是非到其语然乎否乎

    课四  说目

          

目体甚小。而大小远近之物。无不能见。目有上下胞。能自开闭。久视则目劳。故必时开时闭以息之也。

  目有何奇妙   目之上下胞何用

  三编  课二  作茧成蛾

          无益

某童性不好学。深以在塾为苦。童蓄数蚕为玩具。一日见其作茧。笑而语之曰。尔辈作茧自缚何自苦也。蚕答曰。我辈岂好作无益耶。所以自缚者。求成蛾耳。未几。蚕生翼出茧。已化为蛾矣。故蚕不自缚。不能成茧。童子不入塾。不能成人。诸生其毋以在塾为苦也。

        课百二  国民相爱说

  悲哉  露宿风栖      倚恃  欺凌

悲哉。失房之蜂也。露宿风栖。饥寒交迫。不忍一朝之忿。遂失终身之托。自我人观之。未有不笑其愚者。虽然。亦知我人之於国犹蜂之於房乎。同房之蜂不相爱。则黄蜂侮之。而房必失。同国之民不相爱。则外国侮之。而国必亡。国既亡矣。身将何托。凡我国民。宜忘一国之私怨。而以受外侮为大耻。则保国保民之道也。如有倚恃外人。欺凌同国之民者。则不得复谓之人矣。

(以上课文原文皆繁体字。格式行款标点照原文。)

从上面抄录的几篇课文,可以看到不但内容顾及思想性和趣味性,而且还考虑到教学中间的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指点,这在一百多年前的小学堂里,真可谓凤毛麟角。

 

 

 莘莘学子来四方

附小不单单招收上海本地的学生,还有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外地学生。据附小二十周年纪念册记载,有来自江苏苏州、昆山、无锡、常熟、南京、南通,浙江吴兴、慈溪、嘉善、绍兴、杭州,安徽舒城、歙县,湖北汉口以及广东顺德、潮阳、南海、香山等地的学生。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报考南洋附小的。

附小当时虽然尚为初办,但是招生考试的要求十分严格。附小第17届(1920年)毕业的赵型(宪初)先生,在附小毕业70年以后,回忆当年报考附小的情况:“五四运动刚过,我在西塘的第二高等小学毕业,学完了小学的七年。那时整个嘉善县境,没有中学。再要升学,就要到外地去了。”“我父亲知道上海徐家汇有一个大学,叫南洋公学,是国人自办的。这个学校学风比较淳朴,并有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按理我在西塘已毕业于高小,到外面去当然应该考中学。但上海的中学程度较高,不易录取。所以他要我去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在高小三年级插班,再读一年高小,打好基础。”“那时南洋附小的招生制度很特别,不论你投考哪一年级,国文(作文题一个)、算术的题目都是一样的。如果要考高小二、三年级的,则要加试英文。”结果赵先生被录取在高小一年级,暑期以后,两周试读之后,出榜分班,赵先生总算被分入高小三年级乙班,读了一年以后,升入南洋公学附属中学。1924年,赵先生由附中毕业,升入南洋公学大学部。1928年大学毕业,赵先生又回到南洋附中(此时已改为南洋模范中小学)做教师,一直在南洋模范工作了70年。

来自四方的莘莘学子,经过附小的熏陶,后来在社会上不乏名人。如著名的爱国报人邹韬奋先生,便是南洋附小第10届(1913年)毕业生,当时他的学名是邹恩润。韬奋先生在当年同届毕业生中间,名列第一。

南洋附小第一年招收学生72名,以后逐年扩大学额,至1904年招收100名,1907年招收126名,1908年招收140名,1916年招收156名。由于附小校风纯正,师资优秀,管理严格,教学严谨,质量上乘,一时成为沪上学子争相报考的学校。

19215月全体教职员全影(前排右三为沈庆鸿先生,后排右三为沈维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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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学为体西学用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以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主张西学为体,认为中学没用。而张之洞、陈寅恪等人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有用。南洋附小草创时期,就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指导思想。唐文治先生提出“勤俭敬信”为校训,教育学生“若不能勤,将无以生存于世界之间”;“俭以养廉立品之始基”;“敬天敬祖敬亲敬长同是一敬,而日用行习尤莫要于敬事,处事而不敬,不能成事,即不能成人”;“交际之道,信用为第一义,信用一失,此身不可立于社会,即不可立于天地之间”。

但当时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批公立新式小学,从设施、课程、模式等方面国内一无参照,所以又不得不借鉴外国。于是处于新旧交替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赴英、美、日本留学。南洋附小早期的主事林康侯、沈叔逵都曾经去日本留学。沈叔逵在进南洋公学师范院之前,还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教过国文。所以附小在许多方面借鉴了东西洋的办学经验,一方面是重视国学,修身课以读经为主,唐文治校长还亲自为学生讲授《孟子》、《易经》等四书五经;一方面从英美日本引进新方法,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标识一个星期的七天;体操课用英语叫口令;唱歌课老师将简谱1234567,读成“独、览、梅、花、扫、腊、雪”,教学生唱新歌曲。当年的南洋附小,犹如东西方的“混血儿”。

 

十二  勤俭敬信严养成

附小在学生管理方面制订了极为严格的“章程”。学生全部在学校寄宿。学生平时不准走出小学校门,星期日才允许出小学校门,到中学部和大学部去看望亲友,也不准离校回家。每隔四个星期方能回家一次。平时每天晚上学生必须晚自修,逢到星期六回家星期日晚上也必须回学校自修。外地学生必须有家长或亲友来领才能离校。

学生一天的作息极有规律:清晨学生听到钟声立即起床穿衣直奔操场,有训育主任在宿舍外面走廊里督促,体操教师组织学生做健身操。早操以后才准许盥洗。早、中、晚三餐必须先在礼堂排队,一至六报数以后,由训育老师吹着哨子带领学生鱼贯进入餐厅,六人一桌(因为都是小孩,餐桌也小),而校长或训育老师总是临时插入某一桌,和学生共同用餐。下午4时下课以后,学校工友借打扫教室为名,把学生统统赶出教室,打扫后教室上锁,除了童子军、学生自治会等活动以外,其余学生全部在操场开展球类活动。直到晚餐前半小时,训育老师吹哨集合,准备晚餐。晚上7时至8时上自修课,8时以后自由活动,训育老师又吹哨组织学生按照排好的名单洗澡,老师还要到浴室点名。915分打睡眠钟,老师到每间卧室点名,930 分打钟息灯。一天的作息算是完了。

在学生生活方面,按照校训“俭”字的要求,有严格的规定。学生有三不准:不准存钱,不准带钥匙,不准带吃的东西进校。每间卧室12个学生睡木版床铺,洗澡、理发都排定日程,由训育员和理发师傅按照名单来找学生。据当年附小的学生回忆:“每学期缴费时附缴零用金25元,学生每周可开单购物一次,由学校照单代购,多少钱只要签个字,出纳员代付并代记账,买的东西不外文房四宝和皂巾等等,吃的只准买一角五分钱一磅粗而且厚的饼干,还得校方贷于白铁盒集中保管。4时下课后,饼干开放约20分钟,过时不候。肚子饿得咕哩咕叽时别小看这几片粗饼干,真是香甜松脆,这是唯一合法的零食。学生衣箱上钥匙,集中挂在训育处墙板上,大约是怕小孩子丢了钥匙难办,同时在上课时间,训育员尽可安心进入学生卧室检查箱笼,看看有无违禁品。”(张学鼎《忆南模》)学校执行校规十分严格,对于违规的学生,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据校友周浩泉回忆:“当时有三个四年级的学生,都熟谙撑竿跳,夜间用竹竿撑过小河,私出学校购买食物,被学监发现,给予二人记过、一人开除的处分。”(《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由此可见办学者不尚浮虚,平实任事,辛勤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而日后南洋模范“生活朴实”的优良校风也源起于此。

附小在管理中间对学生进行为人处世的养成教育。这里摘录附小的“章程”中有关寄宿的几条“附则”:

“学生行李除卧具外勿过三件,勿带高大箱笼。

额外携带银钱概存学监处,否则查出记过,遗失不究。

学生各备白夏布蚊帐一、白布被褥单各二、白布枕衣二、褥照海尺长四尺五寸阔二尺三寸、帐顶准此(注意),以上各种物件及学生所用牙刷、嗽口杯、阳伞等种种用品,不得用日货,,违者查出处罚。

学生如有正当费用向家中索取银钱,须以本校通告为凭(本校通告均印有本校图章)。

凡易霉烂不易消化之食物,学生切勿带来,家中切勿送来。

短短几条规则,全无虚文,要求学生行李简单,生活俭朴;向家中索钱,要凭通告,为人诚信;特别可贵的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学校能够严格要求学生用品“不得用日货”,违者要受处罚。勤俭敬信,爱国自强的教育,全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之中。

附南洋模范小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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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乙卯初创童子军

1915年(乙卯年)秋季,附小同人认为童子军是“活泼有味之事”,可以补充学校课业训练,对于培养学生立身处世有极大关系。于是校方聘请体育教员沈同一试办童子军。第一年初建童子军4个小队,每小队8人,总共32人。不久,附小童子军小队就被中华童子军协会上海支会认可,被编列为第十团。1917年春,上海支会委派英国人李思廉为附小童子军团长。按照新章程,同年秋,全体学生都加入童子军,148名学生分为3个小团17个小队。1918年春,上海支会改派英国人培克司为团长。1919年春,上海支会委派沈同一为附小童子军团长。学校童子军除了日常训练以外,还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例如为高等小学联合运动会维持秩序,为国庆大典表演节目,为北方赈济募捐得1500余元等等,得到社会好评。对于参加服务社会的各种活动,学生们十分踊跃。19195月,上海北部各学校童子军进行救护、测量、旗语、制图、造桥、烹饪、娱乐七项比赛,附小名列第一。童子军活动成为学校里一项重要的活动。童子军在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爱国爱民、为社会服务的精神。1925“五卅”运动时,童子军参加全市反帝大游行。南洋附小的童子军乐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租界巡捕乱枪射击游行人群,军号手陈虞钦同学在南京路上不幸中弹牺牲,成为南模校史上第一位烈士。

附宋庆龄在交通大学国民伤兵医院前与南模童子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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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沈主事纵论特色

南洋附小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愈办愈好,跻身于江南名校?

1921年,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附属高等小学”20周年纪念的时候,沈庆鸿主事概述了附小的办学特色:

一是招生时严格挑选学生,所谓“门槛高”。由于学校附属于大学之内,校舍与上中院成鼎足之形,与其他小学相比较,规模宏大;而且学程可以从小学一直大学,总共12年而无须转学。所以社会上财力宽裕、志趣远大的家长,都愿意将子弟送到附小来学习。因此,每年学校招收五六十个学生,总会有三四百名学生来报名,学校就有可能通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学生。

二是教学程度高,所谓“要求严”。附小能够实行高标准严要求有其独特的基础和环境,由于招生的门槛高,学生的文化就略有根底;而交大中院的程度年年在提高,附小的毕业生要与中院的要求相衔接,这样就不得不急起直追;加之附小隶属于交通部立学校之下,教育部门对此也就不加干涉。而教师的因材施教,使学生不觉其难,不知不觉之间“舟随潮长而增高,马喜路宽而加速”了。

三是经济上得到社会各方的支持。学校日常开支全靠学生学费和公家补贴,而校舍修理等费用,得到家长们的慨然资助。

四是同人爱生敬业的精神。全校员工穷年累月与学生共同生活,不知其老之将至。学校遇到困难,无不共赴艰险,愿为学校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沈先生本人自1897年担任南洋公学外院教师,至1927年离开附小,勤勤恳恳三十年,视学校如家庭,堪为南洋同人爱生敬业的楷模。

 

附小校训四则:

 陶侃运瓦千载,传为美谈,惟其勤也。吾辈生于今世,聪明不如人,智慧不如人,武力不如人,以致国势更不如人。高丽之所以亡,惰而已矣。诸生今日务宜昼夜为之,若不能勤,将无以生存于世界之间。

  伊尹之能任天下,在一介不取。所以能一介不取者,由其自奉俭也。凡人之丧其操守,失其气节,大半由于妄取膏粱文绣,御之以为故常。出而问世,安得不妄取,自是而名誉扫地,气骨无存,岂不哀哉!小子识之:俭以养廉,立品之始基也。

  汤曰圣敬日跻。文王曰缉熙敬止。敬者,历圣相传之心法也。敬天、敬祖、敬亲、敬长,同是一敬。而日用行习,尤莫要于敬事。处事而不敬,不能成事,即不能成人。吾国人向以写意为高品。要知写意二字,亡身破家而有余。敬之敬之,神明鉴之,圣贤豪杰,不外乎是。

  吾人置身社会,无时无地而非交际。交际之道,信用为第一义。信用一失,此身不可立于社会,即不可立于天地之间。西人最重信用,即小至钟点时刻之细,亦无不兢兢注意。吾国而求自强,吾辈而求自立,要以信用为主。慎尔出话,谨尔然诺。小子勉旃,必践必复。

 

历任领导:

盛宣怀(杏荪)督办    福开森(茂生)监院    张元济(菊生)总理

劳乃宣(玉初)总理    沈曾植(子培)总理    汪凤藻(芝房)总理

刘树屏(葆良)总理    伍光建(昭扆)提调    张美栩(让三)提调总理

张鹤龄(筱圃)总理    杨士琦(杏城)监督    王清穆(丹揆)监督

杨文骏(颐卿)监督    唐文治(蔚芝)校长    叶恭绰(誉虎)校长    

以上为南洋公学历任领导监管附属小学

 

吴敬恒(稚晖)小学总教    陈懋治(颂平)总教堂长

林祖溍(康侯)总教堂长    沈庆鸿(叔逵)主事

 

 

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时期(1927—1956)

十五  脱离交大谋求新生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处于屈辱、动乱、战争、苦难的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慈熙太后为代表的清朝政府被绑上中国历史的耻辱柱。随着政权更迭、世事变迁,南洋公学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由于学校的归属和主事人的更迭,校名也随之变更:

1905年,南洋公学更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校”。1906年,又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校”。1911年,再度更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又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夏,又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学校”。1922年秋,又更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1927年秋,又更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

1927年以前,大学部的不断更名,对于附小和附中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在1927年春,中国政局发生剧烈变动,北伐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占领上海,白崇禧派李范一接管第一交通大学。当时附属中小学的主事沈庆鸿先生辞职,李范一派崔雁宾先生接收附小。由于主事者不明附属中小学与南洋公学相沿的历史,1927年秋,大学决定停办附属中小学。这一决定受到学生家长群起反对,他们组织了一个学生家长联合会,又取得南洋公学同学会的支持,联合向社会各方呼吁。当时学生家长联合会里面有一些苏浙沪的银行界、工商界以及政界的知名人物,如虞洽卿(三北公司经理)、钱新之(四行储蓄会协理)、林康侯(银行公会秘书长)、吴蕴斋(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冯仲卿(中国银行副经理)、徐君陶(上海公用局局长)等等,他们凭借社会声望和政界的关系,多方斡旋,最后取得第一交通大学的妥协,虽然大学决定不继续办附属中小学,但是交大当局同意与学生家长会、南洋同学会三方推出代表,成立校董会,并订立规约三则:一、原来的附属学校,可以改为私立中小学,经费由学生家长筹划,以自给为原则;二、在私立小学校址没有解决之前,可以仍在大学校内的南院原址继续办学;三、原有的附属时期招收的学生,初中毕业以后,仍然允许升送交通大学预科(高中三年制)。于是从原先的南洋公学附属中小学蜕变成为一所新生的私立中小学。

 

十六  校董事会定名“模范”

新生的学校由学生家长联合会、南洋公学同学会和第一交通大学筹委会三方共同推荐各方面人员,组成校董会接办。新学校由公立变为私立。校董会由虞洽卿任董事长,钱新之任副董事长,林康侯任校董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上文提及的知名人物都担任校董会董事。在立法院院长孙科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时、又请孙科担任校董。校董事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起决策作用,如在校舍问题与交通大学的纠葛上,校董事会竭尽全力维护南洋模范的利益。据赵宪初先生的回忆,当初南洋模范借用交通大学的南院办学仅仅是一个口头协议。后来交通大学当局换人,就对南模占用的30多亩土地一再催促迁出。南模凭借着当初的口头协议,不但不肯迁出,还因添办高中,要扩建校舍。于是交大出来阻止,要求南模迁出的态度愈加坚决。校长沈同一抵挡不住交大的压力,就乞援于校董事会。校董事会出面斡旋,也未能奏效。事情拖到1934年前后,校董事会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蒋介石因与冯玉祥打仗,在徐州设一行营,以邵力子为秘书。而蒋介石正向上海金融界索取巨额军费。上海金融界筹集了一批款项,派张公权和林康侯为代表去徐州当面上缴。林康侯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南模写好聘请书,聘请蒋介石和邵力子为南模名誉校董,并另外附一呈文,报告校舍困难情况,请求交大允许继续使用,由他一起带往徐州。因邵力子原是南洋公学师范班毕业生,和林康侯是老同学。张、林二位到徐州见了邵力子,缴了筹集的款项,并告诉邵力子一个附带的请求,请蒋担任南模的名誉校董,并请打电报到交大,要他们暂缓逼迁。邵力子接款项后,向蒋介石电话汇报,并将南模的事附带说了一下。蒋关心的是军费,军费拿到了手,对这些校董、校舍的事并不关心,随口就答允了。邵力子当时就打了一个电报给交大,说是蒋介石允许南模缓迁。交大接了电报,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件事搁下了。林康侯回沪,把经过告诉了南模,南模就在学校刊物上,把蒋介石的照片登了出来,说是南模的名誉校董。(见《南洋模范中学十周纪念特刊》“摄影”及“本校校董一览表”)

校董会首先讨论学校的校名,林康侯先生提议用“南洋模范”作为校名,得到校董会全体校董的首肯,最终定名为“上海市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这个校名也有来历,“南洋”二字,是从“南洋公学”沿袭而来,历史悠久,大家不愿放弃。但当时上海已经有一所“南洋中学”,当然不能再用同一个校名。于是在“南洋”二字之下,加上“模范”二字,以示区别。况且在南洋公学附小创办时就有“在本校创办高等小学一所,以立模范”的宗旨,而当时这所学校在江南一带本来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现在仍然希望能够办成能够发挥模范作用的学校。

其次是聘请校长。由于原主事沈叔逵先生由于原主事沈叔逵先生已经在几个月前辞职他就,一时不能分身,于是校董会推选原在学校任职的沈维桢(同一)先生担任校长。学校一切工作,萧随曹规,原有教师大多继续任职,这样,学校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

沈同一先生于1911年进南洋公学附小任教,1919年任附小童子军团团长,其后又担任上海和沪杭道童子军总教练,1923年出席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童子军大会。自1927年担任南模校长以后,无论冬天寒风凌厉,夏日暑气逼人,每天清晨,他总是站在校门口问候老师早安,接受学生敬礼。每学期开学典礼时,他总要率领全校学生宣誓:我为陶冶品德而来,愿遵守校规;我为研究学术而来,愿尊敬师长;我为锻炼体魄而来,愿爱护自己。沈先生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几十年兢兢业业,直至1966年因病逝世,在南模任教55年,任校长39年,一生为南模的发展呕心沥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林康侯先生关于校名的提议(摘要):南洋公学开办之初,总理何梅生先生就提出拟在苏省南北开办几所新型的小学,作为后来办学者的示范。……南洋附小隶属于南洋大学,诞生在南洋公学,立足于南洋大学。我们接办南洋附小,不能离开南洋大学,正如孩童之对慈母,不愿分离,何况新校校址仍设在南洋附小的原址——交大校园里的南院,今后的毕业生还要送到交大预科。校名冠以“南洋”二字,谁曰不宜?一足以表示新校便是南洋附小的后身,二表示我们的学校没有离开原地“南洋”,三表示我们不愿脱离“南洋”之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做个南洋的毕业生是光荣的,是幸运的,又何疑焉?

至于今后办学之人,如何贯彻我们的目的要求,保持昔日的优良传统,前人之遗训不可忘。饮水思源,觉得源远流长,怎样兢兢业业,奋发图强,才能蒸蒸日上。附小已给我们牢固的基业,给我们留下了美名,这足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后来者应知创业之艰难。我们加上“模范”二字,正好为自己敲一下警钟,应该用实事求是的信念作出“模范”的作用来,才算不负前人的教育,后人的信心呢!

我们在“南洋”二字后面加上“模范”的字样,并不是妄自夸大,相反的是表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这是我们的信条。请问诸位,这样的定名,是否妥当,祈请指正。

 

十七  保存南洋衔接交大

学校既然定名为“南洋模范”,那么办学的宗旨仍然是:“保存南洋历史之精神并造就递升大学及服务社会之基本人才。”而学校的行政管理、设备添置、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教学方法、成绩考查,以及训育方案等对学生的严格管理,都是为实现这一办学宗旨服务的。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方面,由于“与交通大学因有历史上之关系故课程方面仍以衔接交大为主旨”,所以教学的要求高。在实施过程中,对于基本功课如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化学等科,特别注重时间方面均依部颁标准支配至极高限度,为学生筑成良好的基础。同时考虑学生性情有别,志趣各殊,在高中三年级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注重数理,乙组注重文商,为学生潜心志趣、专攻深造创设条件。以高中部开设的课程为例,设有“公民、国文、几何、三角、高等代数、英文(包括阅读、文法或修辞、写作)、法文、物理、化学、生物学、历史、地理、军事训练、解析几何、商业算学、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经济学、簿记、图画、体育、论理学”,总共22门课。而在教材方面,则由教师自编和选用社会出版的课本相结合,特别是数理化学科都选用英语原版的教材,这在沪上和江南各省的教育界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为培养“服务社会之基本人才”,学校的员工身先垂范,敬业尽心,服务学生。据上个世纪30年代的校友汪祖鼎回忆,当年学校的会计、事务员陆慧刚老师,“凡校舍的修缮整理,门窗椅桌的维护修补,操场庭园中树木草地的栽植修剪,以及教师学生的膳食和一切生活的安排部署,事无巨细,都在他的照料下完满地进行着”。特别让学生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上海凡是公共睡宿的地方,臭虫猖獗,使人不得安眠。因而每年暑假,陆老师带领学校工友“按照一副床架大小,制作了一具很大的铁皮锅,掘地为坑,把所有床架铺板,泡煮一遍,消灭所有臭虫和它的巢穴。我们学生住校多年,从来没有受到臭虫的滋扰。”陆慧刚老师从1902年到校任职,整整在校服务30余年,于1934年病逝。当年沈同一校长为他制作了一面铜牌,简单记录他一生的贡献,悬挂在他工作室的门外,以志纪念。校友汪祖鼎深情地说:“一生默默无闻地贡献出他的一切,他这种无私无争的奉献精神,永远留在同学的心坎上。”南洋模范工作踏实、生活朴实的校风,正是这样一点一滴形成的。

 

十八  增设高中自成规模

1927年起,“南洋模范”开始自成规模。起初,名为“中小学”,其实只有“初中”和“高小”两个学段的学生。据学校历年学生的统计资料,1927年秋季开学,初中学生112 名,高小学生68名,总计180名学生,还是一所规模小而不全的学校。第二年增设高小预备班(即初小4年级),高小学生共有112名,初中学生122名,总共234名学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大学撤消了原有的预科班,南洋模范初中毕业生就无法直升大学预科,所以,在1930年,南洋模范增设高中部,开始招收高一学生38名。两年以后,高中学生共有129名,初中学生共有148名,高小学生共有142名,总共419名学生。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至1934年,学校又在虹桥路租赁校舍,增设初小部,招收小学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同年,高中学生共有145名,初中学生共有178名,小学学生共有183名,全校总共506名学生,至此南洋模范发展成为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制的完全中小学校。

当时初小的校址设在虹桥路一幢红砖小洋楼里,楼前有一小院,有滑梯和浪船之类的器械,供小学生游戏。学生全部在学校寄宿。夏晚蛙鸣四起,秋日虫声唧唧。小学生在课余之暇,每每悠悠地站在楼前一棵大枇杷树下,迎着落日余晖,望着徐家汇天主堂的尖顶出神,隔着篱笆无奈地目睹虹桥路上人来车往。夜晚爬在窗台上默默地注视着四周田野,远处灯光。到了高小,就进入交大南院,和初中、高中的学生一起。南院有小河流水,秋千、浪木、单杠、球场,但一些顽皮的小学生最喜欢的还是爬树,在暖和的假日里,爬到操场边的大梧桐树上,在丫杈头中勾腿一坐,读书温课,别有风味。长期艰苦的寄宿生活,是学生得到实际的锻炼,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和习惯,终生受用不浅。

 

十九  重金聘请优秀教师

南洋模范在教师配备上,注重聘请高学历有经验的教师。例如算学教师聘请南洋大学土木科学士,物理教师聘请交通大学机械科学士,英语教师聘请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硕士,法文教师聘请震旦大文学士,西洋史教师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硕士,军事教官聘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教师等等,以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深受学生欢迎的师资队伍。

学生们毕业以后几十年,还能津津乐道中学时代的老师,那便是对老师最好的褒奖。翻开校友会编辑的《我和南模》,最丰富的内容就是学生回忆老师们风趣而隽永的课堂教学,以及师生共同的生活。下面摘录片言只语以窥一斑:

“南模的教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素质,尤其得感谢诸位老师的教导有方。从赵宪初老师的代数几何,到俞养和老师的物理、王可田老师的化学、王季梅老师的大代数、张佩英老师的英语、朱仲铭老师的解析几何,都是教得活跃、深刻,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既令人感到亲切,又使人善于接受,更培养了思维能力。”(1941届郑宗培)

“蒋平阶老师当时是颇为著名的,南模以重金聘来。蒋老师讲国文,语音高朗,特别是朗读诗词有调门,数间教室都能听到,且穿插许多历史典故,很吸引人。”(1944届杨文治)“蒋平阶先生江苏太仓人氏,相传为前清秀才,深通国学,知识渊博,不修边幅,虽身居陋室(传达室楼上),仍诲人不倦。先生讲课,不但博引旁征,讲解深刻,而且声色并茂,异常生动。讲解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即刻眉飞色舞;念到白居易《长恨歌》中‘缓歌慢舞凝丝竹’时,不禁手舞足蹈。先生不时带领大家吟咏课文,抑扬顿挫,前俯后仰,学生也乐于跟随先生诵读。”(1947届薛景瑄)

南模教师不但课上得生动活泼、深刻隽永,而且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在课堂上,教师有时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片言只语,像春风像雨露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田。一位上个世纪30年代的南模毕业生,几十年以后还记得地理老师在课堂上的话。那天的中国地理课正讲到“台湾省”,老师用粉笔随手在黑板上画了台湾省的图形,然后在旁边写上“待还”二字。(上海话“待还”与“台湾”谐音)当时我国的台湾省正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还未归还中国,黑板上“待还”二字,表示了老师的爱国情怀和无声的抗议,对年轻的学生来说,是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受到深刻的爱国思想的熏陶。

融洽的师生关系在学生的回忆中间也时有流露,在学生中流传颇广的“六尺三”和“三尺六”,就是两位教师的“雅号”。据三十年代的学生回忆:“我们在母校就读时代,‘六尺三’指的是俞养和老师,‘三尺六’指的是王可田老师。俞师十分魁梧,王师异常瘦小,他们一位教物理,一位教化学,又同为苏北老乡,常常同进同出,显出身材上的鲜明反差。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为他们取这样有趣的雅号时,凭良心说,谁也不存在丝毫不尊敬他们的意思。”(1937届蒋贻谟)

当时学生们故意在课堂上捣蛋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在日本占领上海租界时期,汪伪政府命令学校开设日语课。学生们“学了2年,连50个音符都没有学会,只学会瞎哼哼:‘滑得过去滑,滑勿过去勿要滑’。”(1951届薛沐雍)有一次初三学生上日语课,忽有泥团飞上讲台,老师勃然大怒,责令肇事者自首。当时情势紧张,学生们团结一致,不予检举。此时裘乃圣同学急中生智,站起来说:“此泥团是湿的,不可能来自教室之中,必是由顽童从窗外扔进。”于是老师乘势下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1947届薛景瑄)

 

二十  日军侵占撤离交大

旧上海被人称为“十里洋场”。从1842(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以后,清政府就允许英国商人同眷属在上海寄居后来,英国领事巴富尔又以欺骗讹诈的手段要求上海道宫慕久划出一块专供英商居住的土地。18451129日﹐由上海道公布的《上海租地章程》明文划定洋泾(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

北京路)以南的土地租借给英国人,作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次年9月﹐又议定以边路(今河南路)作为西界,这块面积大约830亩的土地,后来就称为英租界1849年,法国又在上海现在的徐汇区、卢湾区一带开辟法租界。日本军国主义早就觊觎中国。1931年起侵占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由于交通大学位于华山路以西的中国地界,在法租界的外面,所以首先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的军营。

在这种情况下面,当时校舍仍在交通大学南院的南洋模范中学,不得不撤出交大。在匆忙撤离中学校损失了大量的仪器设备和资料图书。由于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校舍,先就暂借附近华山路上的复旦中学上课。一个学期以后,租赁了法租界姚主教路(今天平路)200号的一幢花园洋房,作为校舍,继续办学。据说这幢洋房原是前清负责海关的一位官员的私产,在姚主教路上,建造了南北两幢式样相同的二层楼房,分别给两个女儿作为陪嫁所用。在民国时代,南面的一幢楼房曾经被用作警察局,解放以后成为华光中学的校舍。到1986年,徐汇区教育局撤消华光中学,南面的这幢楼房被夷为平地,成了南洋模范中学的操场。而北面的一幢楼房,从1938年起,就成为南洋模范的标志性建筑物,后来被称为“红楼”,直到1998年才被拆除。

 

二十一  求发展增设女子部

1938年春,南洋模范迁入法租界姚主教路200号,开始了办学的又一个新时期。当时上海的人口大约是300多万,原本住在租界的不过230万人。1937813日,日本侵略上海,由南市、闸北以及四郊的上海居民逃到租界,加上日军大规模的侵略中国,内地特别是江浙一带的殷实人家纷纷逃难,涌入上海,这样就使租界的人口陡增100多万,租界人口达到350万以上。这些外来的学生要在上海求学,就有许多家长慕名将子女送进南洋模范。于是,在扩大男生学额的同时,在同年秋,学校决定增设女子部,招收女生。1941年,又在学校旁边租得房屋,举办幼儿园。这样,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高中,而且男生、女生兼收,南洋模范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了。

在这里先说说南模的女子部。1938年秋季,第一年招收初中学生30名;到1941年秋季,开始招收高中学生36名;由施懿德先生主持女子部。施先生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在中大附中做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她带了孩子逃难到上海,投奔寄父沈同一,寻找安身之处。从1938年起,她在南模教了13年女学生;直到1951年,撤消女子部,男女生合并学习,她才开始教男学生。女子部设在校园内红楼西北边一幢二层的楼房里。楼房的底层,辟作教室,二楼作为学生和教师的宿舍。在楼房外面,用竹篱笆围住,成为男生的“禁区”。施先生对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管理十分严格。根据当年女子部的学生回忆:“1947年我考入南模才12岁,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被校方批准住宿。南模女子部的办学特色主要有:一是学习上和男生同样要求,配备了优秀的教师。二是生活上形成朴素无华的风气。三是和男生一样开展课外兴趣学习和参与社会活动。

南模女子部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后来成为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女作家等。1940年代在南模女子部毕业的台湾女作家严停云(笔名华严),在《母校九十周年校庆感言》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我从福州到上海,踏进了南洋模范中学,那是我求学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师长们的教导,同学间互相切磋琢磨,划定了我日后遵循着走的路线。高中毕业到圣约翰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台湾,我秉承着南模精神,尽一己之力到如今。人事和潮流尽管变迁,南模校友心中所珍惜的一粒种子永远存在。不论我们人在哪里,都愿勤奋地培植灌溉,冀望能有丰硕的成果,为人类谋福祗,为苦海的人生奉献美好、芬芳的花朵。”199110月,严停云回母校探望老师,并将她在台湾出版的一套小说集,送给母校的图书馆留作纪念。

 

二十二  抗战胜利气象一新

1945年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从四川等内地纷纷返沪的家庭,慕名将子女送往南洋模范就读。南模的男生部和女生部都有了相应的扩大,1948年秋,南模在七宝又增设初中部分校,进入全盛时期。当年的学生在回忆母校的旧景时说:“南模的大门在天平路上,门前有有轨电车道,不时有电车经过,还有接送有钱学生的小汽车,相当热闹。但一拐弯却是一条相当荒凉的泥石路(即广元路),路旁种了一些树干甚细的梧桐树。由华山路往南便是徐家汇,肇家浜在此拐弯,此浜是一条又臭又黑的污水河。河中停泊着一些船民以此为家的破木船,河岸是一条又高又窄的泥路。每天早晨从漕河泾来的菜农到此便下岸将肩挑的两筐青菜在河中沉没,俟青菜吸满污水后,再挑起到华山路卖。青菜边挑边滴水,将泥路变成又湿又滑的阎王路,我走到此就再也不敢往前了。”(1947届戚正文)在60多年前,徐家汇地区还远离上海繁华的中心城区,处于城乡交界的结合部,而位于天平路的南洋模范却已经成为上海家喻户晓、无数中小学生向往的一所名牌学校了。

当时南模的学生多数出身于中上层家庭,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官僚家庭的子女,例如1947年时吴国桢、白崇禧、潘公展、吴开先、凌鸿勋等人的子女都在南模就读。南模也曾借助这些人的力量为学校解决困难。例如1946年冬,校舍失火,三楼全部焚毁,因房子是租赁的,房东乘机要收回自用。后来学校就请学生家长吴开先打电话到城建局,解决了修理校舍的问题。南模还借吴开先的势力,在上海市郊七宝圈地百亩,建造七宝分校,把初中男生部设在七宝,招收寄宿学生。二是和南洋公学有渊源关系的家庭,一个大家庭中间几代人都先后在南模读书,所谓“南模世家”,例如1947届校友蒋铁佛,据他自己回忆,他的父亲从1914年考入南洋公学附小,以后直升附中,附中毕业以后直升南洋公学,毕业以后留在交大任教,以后又兼任南模教师。他的姑母也曾担任南模小学和女子部教师。他的两个叔父和两个弟弟也都是南模的毕业生。他们一家和南模真可谓源远、缘深、情意厚。三是知识阶层的子女。四是少数贫困家庭的靠申请减免学费勉强上学的学生。在那个年代的学生,不管家庭出身如何,由于曾经生活在日寇的直接统治下,尝过做亡国奴的屈辱和痛苦,抗战胜利后都是欢欣鼓舞,以为中国人从此扬眉吐气,能够真正成为“五强“之一,因此大多数学生认真好学,作风正派,有爱国心,富于正义感,强烈希望祖国复兴、强大,立志学好了报效祖国,实现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中学毕业以后,许多人考上了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几十年以后,他们成为高级工程师、工程总指挥、教授、学者、专家、高级经济师、主任医师、企业家以及党政领导等,为国争光添彩。

 

二十三  扩规模七宝办分校

1946年底,学校开始着手筹划拓展校舍。其实在1927年接办南洋附小之初,就有购地造屋、创基立业的计划,盖因时局动荡,学校无力实施,所以蹉跎岁月达二十年之久。抗战胜利以后,学校逢上新的发展机遇。但天平路的校舍系向房东租赁,活动场地狭小,屋舍不敷使用,不但租金昂贵,而且受到房东的多方限制。学校每每在校园内添建一些教室等小建筑物,都必须向房东请示,得到同意以后方能够实施。由于宿舍太少,远道而来求学者,只能摈诸门外,限制了学校的发展。不料在1946年12月9日晚上,作为教学主楼的红楼三层的阁楼上因走电失火,男生宿舍和教室大部被烧毁。学生无法正常上课,房东又为此要赶学校搬迁。经校方请人说项,学友多方奔走,房东才允许留居,但声明必须照原样修复,并且要求增加租金。学校为能使学生早日安心上课,只得委曲求全,同意房东的一切要求。在学校的发展遇到困难的情势下,有些教职员工提议,学校要得到充分发展必须引上海中学为榜样,自力更生,自建校舍,把立足点固定下来,安基立业,才能完成百年树人的永久大计。校长也感到不能再事犹豫,要巩固南模的基业、成绩和声誉,非此莫属,要办就须立即施行。于是校长向校董会提出,经过几番讨论,校董一致赞同,极力支持,并担负筹款的责任。

建校计划确定以后,校方便派人往上海近郊察看,寻求合适的地皮。多处走访,因地价高昂或土地狭小,一时未能成功。当时有位教员是七宝镇人,与镇长蒋先生友好,就委托他请蒋先生代为筹划。经蒋先生与当地人士商讨,拟将七宝镇汽车站附近原大庙的废址及大庙残留的一部分偏屋,连同莲涌堂及堂前的空地,一并拨给南模中学作为建校的基地。经过校方和当地人士的多次磋商,双方签订协议,并报请上海市社会局批准。1947年夏初,七宝分校即按计划动工。

七宝分校的修、扩建计划一年完成:先依原样修葺莲涌堂,堂前一曲池水环绕,古柏参天,桃柳成行,绿荫如盖,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同时建造一幢二层的教学楼“叔逵楼”(为纪念沈叔逵先生而命名);再将大庙的偏屋修补并扩大,在校园东南角搭建一座军营般的流动房屋;继而添建一幢二层的学生宿舍楼。

1947年秋校舍修建期间,先修莲涌堂作为办公室及职员宿舍,并辟一间教室,招收七宝镇及附近有志于报考南模初中的小学毕业生20余人,开办补习班。1948年秋,七宝分校正式上课。原先计划将初中部全部迁往七宝分校,后因学生宿舍楼尚未完工,就先将初中一、二两个年级先行迁入,初三年级暂留在总校,待宿舍楼竣工后,初中部新老学生一起都在七宝分校上课。

七宝分校新建的教学楼里,教室是窗明几净,加之四面空旷,空气新鲜;有广阔的操场可供体育锻炼,有平坦的道路可供散步;宿舍和膳堂近在咫尺,星期例假有校车专接送;有总校资深教师来分校上课;所以分校虽属初建,却倍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一直到了1956年,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改为公立中学时,南模七宝分校与七宝镇农校合并,成为七宝中学。

 

二十四  追求进步火红青春

南洋模范的学生向来就有爱国强国、崇尚民主、追求进步、服务社会的风气。在祖国被帝国主义欺凌的时代,他们积极参加爱国反帝运动,强烈希望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社会的黑暗、腐败,外交的屈辱媚外,引起学生激烈的反抗情绪。而南洋模范和交通大学有着血缘关系,地处华山路与交大相邻,直接受到大学生的影响,所以素有上海中学界的“民主堡垒”的称号。

19452月,中共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支部建立,当时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夏禹龙(1946届校友)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根据他在50年以后的回忆,从19452月到19495月上海解放,南模先后共有地下党员135名。他说“南模地下党和进步学生运动在4年多的时间内有如此迅速和蓬勃的发展,与南模这块教育园地的小气候有关。当时地下党员多半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据我的经验,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对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都比较关心,能认真地进行思考,只要把他们的‘读书救国’提升为‘革命救国’,就能把他们吸引到进步学生运动以至党内来。南模学生好学和多思的风气,为地下党的发展和进步学生运动的开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南模相对宽松和民主的氛围,活跃的课外活动,也为地下党的活动开辟了较广阔的天地。”从1945年地下党支部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南模地下党有7届支委会,历任支部书记为:夏禹龙、王治平(秦安之)、洪澍霖(夏培根)、陈启懋、翟象乾、夏忠仁、王纯亨等。

从南模校方的态度来看,有时迫于环境的压力,也对进步的学生运动作过一些限制,甚至开除个别进步学生,以求学校的自保。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如夏禹龙同志所说,校方还是为地下党的活动和进步学生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一些教师虽然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但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与国民党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当时担任教务主任的赵宪初先生,在1947年为毕业班学生留念题写了一首打油诗:“家贫无奈作先生,作势装腔论古今。岁岁旧规送毕业,班班小子变豪英。喜闻今日皆爱国,愿见他年不害人。临别千言并一句,有为奋发向前程!”赵先生肯定学生“皆爱国”,希望学生将来奋发有为“不害人”。这代表了一些教师对于学生爱国、进步的要求,所持的肯定态度。因而南模的地下党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

 

二十五  学生兴起爱国运动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的斗争进入转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运动也出现新的高潮,广大爱国学生走在前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称为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南洋模范中学的进步学生,面对国民党劫收敌伪财产、物价飞涨、经济凋敝、美国士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现实,纷纷从实现“五强”的迷梦中清醒,对政府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特别在听到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消息以后,义愤填膺,群情激昂。据1947年年初担任南模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陈启懋(当时是高三学生)回忆,1947年“5·20”血案爆发以后,“南模地下党就在5月21日请交通大学的学生代表来学校报告血案经过。大会在操场上召开,同学们听了血案经过十分气愤,当场就签名抗议。接着就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通过罢课两天的决议。南模这样的‘名牌中学’罢课,使国民党上海当局高层受到震动。市长吴国桢指使他还在初中念书的儿子‘坚持’来上课,但班上同学都没有来,教师也不来上课,根本无法‘坚持’。”

几天以后,交通大学的学生为抗议国民党政府逮捕无辜学生上街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在华山路南模后门边上,就遭到预先埋伏的流氓、特务毒打。南模的学生隔着篱笆,对这一暴行看得清清楚楚。交大学生是南模同学心目中的哥哥姐姐,看到大哥哥、大姐姐无辜挨打,而有人却在给打手们发钱,他们极为气愤,纷纷开会声援,募集慰问金,书写慰问信,并推派20位代表去交大慰问。当时国民党政府如临大敌,派出铁甲车、警备车包围交大校门,反动军警荷枪实弹,便衣特务密布,戒备森严。南模的学生代表分成两路纵队,举着用墨水写的“鲜血不会白流”的白绢,进入交大校门。

在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南模学生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火红的青春在熊熊燃烧。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们积极参加救济救寒、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等运动。到解放前夕,地下党支部曾组织3000多人参加地下“人民保安队”,迎接上海解放。

 

二十六  老学校跨入新时代

1949年春季,东北、华北都已经解放,半壁江山红旗漫卷。解放大军陈兵江北,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王孝和、穆汉祥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相继牺牲在反动派的枪口下;警车、“飞行堡垒”杀气腾腾地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呼啸而过;衡山饭店附近的达人中学内关押着数以百计的大中学生;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南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49年5月,南模的地下党组织进步学生积极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活动。他们在高中学生中间组织“号角社”、“晨钟社”等进步社团,由学生自治会组织保护学校安全的“应变会”,发展进步学生参加地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当时国民党悬赏捉拿共产党员,高三学生袁槐因工作暴露,被敌人发现,他勇敢机智地逃脱了敌特的抓捕。在十分严酷的环境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日以继夜的工作。

为迎接解放、保护人民财产,按照地下党的布置,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一起开展敌特基础调查、组织秘密“纠察队”。根据地下党员王则明回忆:“为了弄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院的地形,我和王家善、褚家杲在学校对面弄堂里打球,故意把球打进后面的国民党市党部大墙内,我们借口拾球,混进市党部大院里,观察地形。”在临近解放的日子里,“我和唐孝威在亭子间通宵达旦地对伪警察局进行监视观察,对面的警察局从天黑开始,就灯光通明,室内人员杂乱,汽车、人员进出频繁,像在搬运物品……过了半夜,从西面虹桥路传来枪声,解放军从华山路沿着康平路,由西向东冲过来。当解放军进入伪警察局时,只听到有喊话声,看来伪警察局的人已撤离,少数警察不抵抗就投降了。我们高兴极了,今天上海解放了,我们徐家汇是第一个解放!”(1949届校友)

徐家汇解放的第一天,南模的学生就上街宣传,他们在前几天就已经学习了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约法八章”,他们分成小组,分别在华山路两旁,挨家挨户动员商店开门营业,对店员说“我们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宣传队”,这样到下午大多数的店铺都开门营业了。南模的学生为上海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6月上旬,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市政教育处,分别召开公私立学校负责人和各类教育教职员代表座谈会,阐明对公私立中小学接管政策,规定对公立学校立即全部接管;对私立学校,加强领导,逐步改造。这样,作为私立学校的南洋模范中小学,跨入了新时代,进入了新阶段。

 

二十七  兴办夜校服务社会

1946年,在南模地下党的领导下,以一些高中进步学生为骨干,办起了“南模民众义务夜校”(简称“南模民校”)。南模民校的服务对象是徐家汇附近的失学的贫民子女,还有部分青年工人、店员、学徒,也有家庭妇女或女佣。他们无钱读书,所以民校不收一分钱,教师也不拿一分钱,完全对他们进行免费教育。                 

民校创办之初,校长是地下党员王政人同学,教员有唐孝威、徐惟诚、李同芬等同学。参与民校教学和管理的学生,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出于对工人和贫民子女失学的同情,完全把它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地下党则把它作为团结党外进步青年,服务劳苦民众,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的组织措施。而南洋模范校方,对学生办民校也给予全力支持,为民校无偿提供教室、办公室、粉笔、纸张、油墨、教具等必需的教学用具。因此,南模民校可以看作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南模办学理念上民主、进步的标志。正如当年曾经担任民校教导主任的王兆麟同学回忆:“实践证明,参加民校工作,不仅锻炼了学生们的意志,提高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且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强化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1届校友)据一位曾在南模民校就读的工人蔡文祺回忆,上海解放初,他在徐家汇同仁街一家印务所当学徒,渴望知识,1951年进了南模民校读书,和他同学的有一位年轻的三轮车工人和几位五金厂的学徒。他说:“由于上过夜校,见识是不一样的。解放后我积极参加组织工会,后来报考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下的华东建筑工程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参与华东地区各机场前期的筹建和修建工作。”南模民校对新社会的文化教育作出了贡献,为一些年轻的工人打下了终生热爱学习、不断进取的基础。

 

 

二十八  学生壁报题字“青锋”

1950年4月23日晚上,南模高一(2)班马凯恩、毛守中、冯悟庸、陆大彭、徐诚、郭竹第、朱美宜等同学聚在一起,商量在学校办壁报的事情。他们把壁报定名为“青锋”,含义壁报是一柄“锋利的宝剑”,同时勉励大家成为“青年先锋”。接着大家争论请谁来题写报头,突然有人提议,请毛泽东主席来题写报头。这一大胆的想法,使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大家详细地讨论了给毛主席写信的内容,最后一致推举马凯恩执笔,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当天晚上,马凯恩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信写好,第二天早上就从邮局寄往北京。信的全文如下:

“毛主席:

我们是一群上海私立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平时爱好文艺,所以办了个壁报,题名为‘青锋’,以便有组织地确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基础,在新中国的文艺界上,燃起一把鲜红的火炬。

现在我们来信的目的,是希望毛主席能为我们题二字:‘青锋’,以便我们尊重地永远在你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冒了一片很大的热忱,请你能为我们题‘青锋’二字,我们想你一定能答应的吧!

                                              此致

敬礼!

                青锋社敬启

              1950423

时届建国初期,毛主席日理万机,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信发出的第7天,即430日,南模青锋社的学生们就接到了毛主席在427日发出的双挂号复信。毛主席在青锋社的原信上亲笔批了:“照写如另纸。  毛泽东四月二十七日”在另外的一张纸上,毛主席以直横不同的排列,题写了三个“青锋”的报名,供学生们选择。毛主席的来信使南模千余学生兴奋若狂,学生们争相传阅毛主席的亲笔题字,许多同学感动得流下热泪。他们按照毛主席的题字,刻成木版,制成报头。他们决心好好读书,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来报答毛主席对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195065日,《亦报》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以“毛主席热爱青年,为南模壁报题字”为标题,报道了这则新闻。〈文汇报〉对这事也作了详尽的报道。

从此,毛主席亲笔题写的“青锋”二字,永远镌刻在南模校园里,镌刻在南模学生和教师的心上。427日,成为南洋模范中学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附:毛主席亲笔题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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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参军参干保家卫国

上海解放初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南模的进步学生一边积极地投身到各项社会活动,一边如饥如渴地阅读各类新政治读物和进步文艺书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成为引导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启蒙读物。学生们开始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一批批要求进步的学生加入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行列。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南模有20位进步学生为了解放全中国,毅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随军南下的工作团,他们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作出贡献,被福建省委誉为“团结战斗的一代,无私奉献的一代,自我牺牲的一代”。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帝国主义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抗击美帝,支援朝鲜,为保卫祖国而战,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愤怒的声音回响在南模校园。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南模学生走在前列,他们闯过了家庭关、前程关、生死关,有200余名学生毅然报名参军,被批准入伍的共有83名(其中高中学生77名,初中学生6名),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1951年1月,南模学生杨安健、吴再生等第一批走上了国防最前哨;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为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全国解放以后,国家进入全面建设时期。为了加快上海的市政建设,1951年上海市政府号召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报考大学,直接投身到上海的市政建设。当时南模有45位51届高中毕业生,经过2个月的政治集训,以革命干部身份被分配到宣传、文教、公安、政法、公用事业等系统直接参加工作。他们像参军一样,满怀热情为新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年华。

一代一代的南模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参军参干,服务社会,积极投身各项社会活动,形成了南洋模范中学的优良传统。

 

三十 体制变革改私为公

1955年下半年,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接办全部私立学校。1956年1月19日,市教育局在第三女中大礼堂召开私立学校接办大会,当时分管教育的刘季平副市长宣布:“即日起,全市私立中学、小学、幼儿园及补习学校,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明确提出政府接班方针是:“加强领导,积极整顿,提高质量,稳步前进。”为了有利于私校改公的稳步前进,市教育局规定在接办时实行“两动三不动”,所谓“两动”,即动校牌,将私立改为公立;动学费,将学费降低到和公立学校一样。所谓“三不动”,即人事不动,工资不动,财产不动。于是,徐汇区境内的17所私立中学、53所私立小学全部改为公立。

徐汇区教育局在接办私立中小学的过程中,从学校地点、校舍场地、管理力量和师资队伍等诸多因素考虑,对原有的学校进行调整、合并;同时对学校校名作了统一安排。

私立南洋模范中学在改为公立时,和马路对面的私立成义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第七十一中学。(一年以后恢复南洋模范中学校名)后来原沪新中学的高中部也并入南洋模范中学,原南洋模范小学和幼儿园,也从南洋模范中学内迁出,与南模中学脱钩,分别改名为天平路第一小学和天平路幼儿园。南模原在七宝镇的初中分校,与七宝镇农校合并,成为七宝中学。南模中学的领导由市政府任命,按照“三不动”的方针,沈同一仍担任校长,刘刚、张启昆、赵宪初、刘崇业为副校长,章莉为党支部书记。自此,南洋模范进入了一个公办学校的新时期。